近日，Science Bulletin发表题为“Inequality in historical transboundary anthropogenic PM2.5 health impacts”的研究长文，定量揭示了近70年来全球范围内的跨边界PM2.5污染健康影响及其不平等性历史问题，为推动国际经济环境合作、促进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。
室外PM2.5污染每年导致全球数百万例的过早死亡，并且仅通过局地排放控制无法完全清除，这是因为大气输送会使得PM2.5在下游地区产生跨边界污染和健康影响。历史上，世界各地区的污染物排放变化剧烈，并且地区之间差异巨大，再加上大气物理化学输送过程的变化、各地区在人口分布和地理位置等方面的差异等因素，使得每个区域造成的和其承受的跨界污染健康影响非常不同，导致跨界健康不平等性问题。因此，厘清跨界PM2.5污染健康影响历史变化有助于国际环境合作和全球污染控制。然而，已有的研究主要围绕近期的跨界PM2.5污染状况，对于其历史演化及相关的不平等性问题的认识十分薄弱。
本研究针对1950年以来全球排放、污染和人口的剧烈变化，定量了1950-2014年间不同富裕程度的地区的人为源排放所造成的跨界PM2.5相关过早死亡，并揭示了跨界污染健康影响的不平等性问题。本研究依据全球不同国家的富裕程度，将其划分为高收入组、中高收入组、中低收入组和低收入组（图1a），并结合全球大气化学传输模式、污染暴露模式、卫星反演地表PM2.5数据和人为源排放清单，定量了跨界污染健康影响。
图1：跨界PM2.5污染中隐含着显著的健康不平等性
研究发现，在1950年至2014年间，人为源PM2.5污染在全球范围内已经累计造成约1.86（95%CI：1.16-2.56）亿例过早死亡，平均每年约290万例，其中约14%是由跨界PM2.5污染所致。在四个不同富裕程度的地区中，从对跨界PM2.5过早死亡的人均贡献的角度来说，越富裕的地区所造成的累计跨界健康影响越严重：1950年至2014年间，高、中高、中低和低收入组每一千名居民，累计造成的跨界死亡分别为7.5例、6例、4例和3例（图1b）；对比人均造成的和承受的跨界影响之后发现，低收入组作为最贫穷的地区承受着最严重的跨界健康负担（图1c），其一直处于跨界健康威胁的净接受区。这意味者，大气输送所造成的跨界健康影响不平等性问题十分严峻。
中高收入组是目前跨界PM2.5过早死亡的最主要来源。近年来，中国大幅度减少了其人为源排放量，但是很多其他中高收入组、中低收入组国家的排放量仍在持续增加。在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带动下，生产和排放可能进一步转移至较为不发达的热带地区。在此背景下，加强国际环境合作，实现这些国家及其下游地区的环境互利是至关重要的。例如，可以将环境共同利益作为衡量多边合作成功与否的核心指标之一，特别是，基于跨界健康影响不平等性的历史问题，加大对较不发达地区的国际资金和技术支持。
该论文的通讯作者为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大气与海洋科学系林金泰，第一作者为其博士生陈璐璐。
全文链接：https://www.sciencedirect.com/science/article/pii/S209592732100699X
